讽喻诗浅谈
王齐孙
讽喻诗，是诗歌中的一个重要品种。它以讽刺的笔法，揭露生活中消极落后乃至丑恶腐朽的事物，突出它的矛盾所在和可笑之处，曝光于大众面前，从而达到鞭挞、针砭的效果。人们给予它一个形象的名称：刺玫瑰。
我国自《诗经》以来，历代相沿，这类诗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今天写讽喻诗，既是对传统的继承，更是时代的需要。“当前，改革开放的局面是令人乐观的，但也存在权钱勾结、假公济私、信仰丧失、道德沦丧等社会问题，如任期泛滥，势必腐蚀党和国家的躯体，毁我民族的精神长城。”（《中华诗词》2013年第2期卷首语）这是不容忽视的现实。丁芒先生说过：“诗人的剑有两面，一为扶正，一为袪邪。正面歌颂和反而讽刺，异途同归，仅仅表现的角度不同而已。”（丁芒《当代诗词学习》）可见，诗人只有发挥好这把双刃剑的作用，才能为保卫改革开放的成果作出应有的贡献。
要写好讽喻诗，作者必须具备下列几个条件：1、高度的社会责任感；2、敏锐的观察力（透过表象看本质）；3、嫉恶如仇的心理（兼具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胸怀）；4、一定的胆识和浓烈的感情；5、一吐为快的创作欲望；6、掌握讽喻诗的重点及其表现手法。
讽喻诗的表现手法有多种，下面，仅就觉的几种举例说明。
一、漫画式的勾勒
漫画，是用简单而夸张的手法来描绘生活或时事的画面以达到讽刺效果的。讽喻诗常用漫画式的笔法勾勒讽刺对象的脸谱或生活图象。如：
[双调]玉江引?某小公仆
邓晋运
帽翅扑塌，其实小官衙，群众求啥，摇头像地瓜。桌上一杯茶，电脑游戏耍， 斜也人。上司来检查，连打哈哈，腰弯似龙虾。我看他三餐皇粮白糟蹋，浑身肉疙瘩。看着百姓疲，见着领导怕，歹嘴脸真教人活笑煞。
《中华诗词》2013年第2期
这支散曲，漫画似地勾勒出一个一味媚上压下、终日无所事事的年轻小官僚形象，堪称“庸、懒、散”的典型，其行为可鄙，其面目可憎而又可笑。作者描摹传神，用语辛辣，达到了强烈的讽刺效果。星汉先生称其“得元散曲之精髓，而又不愧‘当代’二字，是为佳作”，确是的评。
二、典型化的夸大
夸大，指讽喻诗创作中突出描写讽刺对象某些特点的手法。同于修辞学上的夸张，是为了增强表达效果。如：
杂 感
陈梅尘
共富由来落语空，笙歌冻骨古今同。
香车驶过流馊嗝，醉倒路旁一丐翁。
《黄陂诗联》2006年创刊号
这首诗运用夸大手法，抨击了大吃大喝的不正之风，揭露了贫富悬殊的不公平现象。车中人醉饱而打出“馊嗝”，以致把“路旁”滴酒未沾的“丐翁”也醉倒了，可见酒气熏天。妙在一个“流”字，把车中人与路旁人关联了起来。夸张中含有比衬，强化了讽刺效果。虽然超过了事实，却在情理之中，这正是典型化夸张的艺术魅力所在。
三、强化的对比
正反两面都写，形成鲜明强烈的对比，以加强讽刺效果。如：
满江红?公款祭
傅占魁
宾客如蝗，行经处，贪涎蚕食。旋仙桌，山珍海味，片时狼藉。欲问打包公款几，一年鳄嘴三千亿！睹诸君，醒酒待何时？昏无力。 霓虹馆，炫天炽；佳人伴，浑如鲫。醉娇莺部类，通宵谁息？考察云飞何处去，桑拿蒸气晕晕密。可听得：震难正剜心，汶川泣！
《黄陂诗联》2008年第4期
此词几乎通篇对贪官挥霍无度，恣意享乐的行径作铺陈式的描写，直到结尾才陡然将笔锋转发器同另一面。然而，这末尾寥寥片语，却是当头棒喝，笔力千钧，使得贪官的寻欢作乐与汶川人民仍沉浸在悲痛中的情景形式反差悬殊的对比，从而产生顿挫的艺术效果。揭露则淋漓尽致，警告则单刀直入，亦见谋篇之匠心。贪官若良心未泯，读后能不惊出一身冷汗！
四、比喻和象征的暗示
这类诗对讽刺对象不是采取直讽，而是用比喻、象征的暗示方法来达到讽刺的目的。其特点是寓讽于喻，以物比人。《硕鼠》即著名的先例。今人用此法者甚多，如罗陆艺《瀑布另类》：“本是尘凡一激流，等闲便想越深沟。那时领得银河奖，朝暮狂嚎撞碎头。”（《中华诗词》某诗人《热水瓶》：“腹内空虚应自知，虽说有胆并无识。心胸狭窄没头脑，纵有热情能几时？”（作者不详。见《诗词月刊》）杨增明《牵牛花》：“花如唢呐好吹夸，攀附高枝向上爬。细雨和风藤叶茂，霜来骨节软如麻。”（《湖北诗词》）这三首诗都运用了比喻象征方法，以物态状人情，讽刺了那些妄自尊大、不学无术、趋炎附势之流，给人以形象鲜明之感，达到了在笑声中“把那些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鲁迅语）的目的。这种托物寄意的暗讽，往往比直讽的效果更好。
五、幽默的表达
诙谐风趣而又意味深长，叫做“幽默”。丁芒先生在《当代诗词学》中指出：“幽默是一种高度的智慧，又是群众最喜闻乐见、最易于接受和激活感情的艺术方法。讽喻诗最适宜运用幽默。如果一篇讽喻诗能以幽默风格要求来进行意象构思和建构其语言，这篇诗无疑会平添无穷的魅力。”这从陈梅尘《人月圆?中秋异响》的例子上，似乎可以得到印证。其词曰：
“卡拉OK冲天吼，今夜恼嫦娥。当年一曲霓裳舞罢，倾倒三哥。 吴刚动议，红尘再踏，艺压群魔。妹儿大胆，往前走呀，叫座多多。”
（《黄陂诗联》2006年创刊号）
中秋之夜，青年男女相聚，唱歌奏乐，喧闹通宵，只顾自己逞一时之快，却不虑及妨碍和干扰了别人的休息。此虽有违公德，然毕竟是小事一桩。作者尽管恼火，斥之为“异响”，但并未恶言相向，而是以幽默的词作予以嘲讽，意在规劝而已。可谓得其宜也。据说，此词在于武汉诗词学会的年会上，一经播音员朗诵，便赢得全场叫好，笑声不断，以至要求再诵，可见幽默的艺术魅力。假托嫦娥、吴刚作代言人，用语泼辣而又诙谐风趣，颇有意味。“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虽属戏文，堪称佳作。
美与刺，是诗人的双重职责。“以手中的笔为武器，讨伐‘蛀虫’、‘饕蚊’，清扫‘雾霾’、‘烟瘴’，使正气抬头，世风好转……让坚不可摧的精神支柱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天空”（引自《中华诗词》）2013年第2期卷首语），同样是时代赋予诗人的使命。因此，我们在热情讴歌时代的美与善时，也应无情地揭批身边的丑与恶，只有同时努力创作出这两方面的好作品来，才能完满地完成我们肩负的双重任务。
庄伟杰
诗意空间缘何日益狭小
——透视当下诗歌创作的弊端
当下，写诗似乎成了自恋者的呓语。许多像“脱口秀”一样写出来的分行甚至不分行的文字，都可以自诩为诗，胡诌乱造的顺口溜、打抽诗、口水诗、“梨花体”之类的东西大行其道。网络时代的到来，人人都可以化个名儿在网上“亮相”。这固然是一种生存权利，也是一种写作尝试，然而，人人都可以明目张胆地认为只有自己的或自己身处的圈子里的诗才是诗，才是好诗。其评判诗歌的水准和依据由诗歌艺术本身滑向了外在的因素，从而导致诗歌难以进入更多人的视野，诗意空间日益狭小，标准的丧失致使大量的诗歌垃圾甚嚣尘上。
静观式审美气质的缺失
在残酷而严峻的生存境遇面前，真正能静下心来观察与思考，并把写作当成自己安身立命基石者，难能可贵。究其原因在于诗人本身缺乏宁静致远式的文学理想精神。殊知一个诗入也好、一首诗也罢，如果见不到文学精神是可怕的。所谓文学理想精神落实在诗歌实践中，乃是其中闪烁着真诚、悲悯、温暖、良善、爱与美的精神品质，以爱洞照生命的艺术体验。可见，精神与诗艺的提升决定诗的艺术生命。诗歌和诗人；是恪守真诚的、质朴的、美的感受力去捍卫诗的美学原则与保护诗的审美气质，还是热衷于配合各种社会活动，来满足和应付那些充满功利性的行为准则，或盲从任何官方或流行的说辞，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纵观当下诗坛，真正甘愿在喧嚣的潮流中安于寂寞，以平静的姿态去洞观万物，感受世态人情，为通往人性、抵达心灵和精神世界布置最美露台的诗人同样罕见。于是生产的诗歌难以成为超越于物欲之上的精神飞翔。具体表现在：过分强调诗的社会功能，使诗的语言生硬，甚至走味，导致诗美品性的大量流失；忽视诗歌作为高雅的艺术，其审美气质首先是要有灵魂的真实，任何无病呻吟的重复歌唱，沾染低俗化或虚幻化的东西都将导致诗歌品性的下滑。如果说，诗人的所能达到的情感与精神向度决定了诗的境界，那么，静观式的审美气质则决定了诗的美学特性。
陌生化创新思维的匮乏
成就一首好诗，写什么固然重要，但表达方式至为关键。当下诗坛，无论是纸质的还是网络的，诗歌像批量生产的流水线产品，令人目眩。要么一窝蜂地对某个重大事件津津乐道，要么相互因袭、追逐流俗、盲目跟风，要么打着空灵的幌子似曾相识地重复歌唱，或则自我陶醉式地“强说愁”。究其原因，在于匮乏诗的创造性思维与伦理想象力，难以生成“陌生化”的审美效果。
诗歌作为最语言的艺术，唯有具备创意精彩的表达手段，方能生发出陌生化的审美效力。拒绝平庸化、单向化，让诗歌语言从习惯性和一般性的表述中脱颖而出，需要诗人运用陌生化的思维方式和陌生化的语言，给熟悉的事物以陌生化的命名。诗人只有用独特的话语方式、用洁净的心灵去打磨，才能有真正的诗歌奇述出现。
见证式历史意识的缺席
诗歌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可以沟通心灵的共享时空。诗歌不仅具有跨时空性，而且具有普遍的人类性，它首先应该是美的、是诗人个体的，然后才是世界的。另外，对于历史的尊重，即关注和理解历史与人、历史与文化、历史与现实、历史与语言、历史与未来等多重的复杂关系，都表明诗歌对精神内涵和历史怀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当代诗歌曾出现过非历史化的诗歌实践，这是对历史意义的幼稚理解。一切创造性的传统，都指向未来。历史意味着“过去”或“遗产”。在创造和人文层面上，历史在不断地延伸。可见人在创造思想和作品的同时，也在承担中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如果诗人过分沉溺或陷落在艺术和审美乌托邦中，而弱化甚至丧失了面对现实、处理现实的品格和能力，也就丧失了作为人类精神生产应具备的“文化参与意识和美学批判精神”。遗弃了历史的诗歌写作，自然也只能被历史遗弃。
其实，诗歌作为诗人进入世界和自身的一种诗性飞翔，既是诗人对世道人心的深度感知，也构成诗人自身历史和时代的生活见证与精神记录。在某种程度上，历史感可以打通诗人的心灵与时代的联系。当然历史感并非指作品写到历史事件，而是体现诗人对时代历史风云有着强烈而深远的感受和领悟。
琐碎经验书写的泛滥
新世纪以来，以个人化为标志的行动已成为一种现象，诗人们更趋于表达个人体验。从写作姿态观察，诗人们以各自不同的风貌和书写方式登场。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化写作时代的到来，说明诗歌的生存发展空间呈现出充满个体活力的宽松环境，更有利于诗人们大展拳脚，诗歌话语也不必去承受过多的来自于非诗因素的负荷，转入为表达隐藏于日常生活流程中的个人经验，让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生活细节成为新的出发点。
然而，更多的诗人只是倚重于纯属私人性情绪的狭小空间，肆意罗列拼贴，或如痴人说梦。这样一来，诗歌在进入个人化写作的同时，也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放弃了对于生存本质和终极家园的追寻，转身一变蹈入“俗化”写作中，去挖掘所谓“隐蔽的诗意”。于是，平面化经验碎片，乃至荷尔蒙式的狂热叙述纷纷“赤膊上阵”。或许，这种陷入碎片化的经验书写对于个人写作是有效的，却缺乏与时间构成一种必要的联系，缺乏穿透历史和超越现实生活的精神力量，缺乏一种普遍性的人类意义，难以在更高层次上为存在寻求合理的依据，为心灵建构美与善的归宿，最终只能成为一种没有意义的“旅行”。或陷入意趣低俗化，或流于语言的口水化，或跌入结构的平庸化，如此漫溢泛滥的琐碎性书写，遮盖了诗歌鲜活的本性，即诗性的严重缺失，致使诗歌写作重新陷入“极端化”的误区，或者“同质化”倾向，导致了诗人主体精神的丧失与主体人格的模糊。
伪先锋人文关怀的迷失
随着网络传播的迅猛异常，中国新诗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度。先锋、解构、后现代等纷纷出笼。披着实验、探索、创新等时尚外衣，诗歌写作以猎奇怪异、花样翻新为能事，以刷新视野、打破传统跨越边界为幌子，似乎只有消解了诗意，颠覆了文学性，或泯灭了抒情性，才能写出好诗，才具有所谓的“先锋性”。
这种误区带来了类似于用组装、拼接等程式化组合的诗歌，不仅败坏了读者的审美口味，而且也窒息了诞生好诗的可能性，在无形中把诗推向失控的境地。诗歌之所以出现这种尴尬处境，乃是“伪先锋”作祟使然。这种迷失集中表露在既缺乏中国诗学传统的忧患意识与悲愤情怀，又缺乏源自灵魂底部的真实“魔力”，更缺乏思想的澄亮与浩茫。
诗歌的先锋性应是一种蕴藏在诗歌体内的精神气质，它集中体现在对当下存在的生命图景或一个时代的存在真相作出新锐而深刻的揭示。“伪先锋”之所以为人诟病，在于只会搬弄貌似先锋而徒有花哨的旗号，实乃缺少激情和丰沛的内力，失却人文关怀的坚实支撑和真气弥满的精神境界，打造出来的不是充满生命活力的花朵，而是更像工厂制造出来的“塑料花”。
说到底，形容一个诗人先锋或不先锋，关键在于永远保持前倾姿态放飞心灵，让写出来的文字烙上一颗鲜活而真实的灵魂，并且充谥饱满的张力，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情感”二字。如是才能感动自己、感动他人，甚至感动一个时代，也才有可能构成人的诗意栖居的心灵史。
以上所述，尽管并非当下诗歌的全部，但其症侯对于当代诗歌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视。因为，诗作为诗人构建内心生活的符号，是打通与外部世界交流的渠道。作为诗人，必须站在一定的制高点上，才能有的放矢地开展自我旅行的深邃思考，给予事物全新的命名。如何最大限度地摆脱功利的诱惑，最大可能地不为世俗、时尚和流弊所束缚，既回到诗歌自身的真实位置，又让诗歌与诗人发生的联系更为直接和本真，或许才是当下华文诗歌从困惑中突围的前提。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后、华侨大学华文学院教授)
徐肖楠
让诗性正义的太阳在俗常生活中升起
呈现生活的理想晶质
文学与现实之间不是镜子式的对应关系，而是要对现实进行引导与提升。但这些年的中国文学产生了一种倾向，它跟为欲望和利益而相互争夺的生活习性形成了镜子式的呼应，甚至文学与生活相互推动，使得这样的生活意识滚雪球般地不断扩大，不论是对城市、职场，还是对乡村、底层的描写，不论是网络文学还是传统文学，都有这样的情况。人们在这样的描写中渐渐失去对生活正义的感爱，因此有必要提出文学的诗性正义，以遏制文学单一地认同物质享受与欲望。
正义与每一个人的世俗幸福相关，与人们的日常生存精神相关，当然也与文学叙事和诗性意识相关。在很大程度上，正义既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诗意存在的标志，而诗性可以集中显现生活的理想品质和美的生活特征。
当下中国文学交织着不同的倾向。上升的与沉沦的、光明的与黑暗的、激情的与懈怠的、平庸的与宏大的、享受的与奋进的、娱乐的与思考的……但不论现实还是文学，总是有两种基本的生活风格和生命形式：追求正义精神的生活力量，常常表现为对光明和理想的激情向往；崇拜恶劣的生存习性，常常表现为躲避正义精神的阴暗和猥琐的行为、心理。
如果文学单方面迎合粗鄙低劣格调的生活，或者津津乐道于时尚狂欢而对生活恶习毫无察觉，就可能使当下中国不断滋生一种狭隘的生活风格和文学风格，使人们在观看一个文学行为或者事件时，常常习惯于消遣欲望和炫耀享受，甚至习惯于张扬权术欺诈和生活之恶，这样就有可能不断扭曲现实生活。
提出诗性正义，是要更深入地探寻当下中国文学与正义的关系；倡导文学的诗性正义，是倡导某种人类精神在当下中国文学中的诗性表现：一种与美好生活相关的文学表现离不开正义精神，正义精神和文学叙事都与人性、自由、权利、信仰、尊严、理想主义连在一起，也与人类的诗性意识连在一起。
文学的主性正义不是依附于现实去肤浅地宣扬人类正义，而是在深入人类生存本质的意义上创造人类正义。因为文学使人类正义获得独特的存在形式和内容；正义与文学都由人的理想和人的现实结合而生，并成为人性和人道主义、自由和平等的真实具体表现。因此，诗性正义不仅是一种文学所创造的生存追求，也是一种生活的本来风格。
文学应该让诗性正义进入普通的生命思考
诗性正义是艺术方向和审美趣味，也是生活风格和生命品质，具有对现实的超越性，它带来一种蔓延于生活的美学性情，使正义遍布个人生命与日常生活。既然美好与丑恶两种基本生活力量不可避免地同时在生活中发生作用，诗性正义就应该推进到当下中国所有的文学事件和文学行为当中，因为文学必然地参与当下中国的日常生活进程，并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经历。
当下中国文学描写宫斗、职斗、婚斗、家斗的作品比较流行，这些作品中包含了不少对日常生活权术和心机的描写。这样的写作有可能导致文学影响力的进一步下滑。文学有必要与正义结盟，形成诗性正义，以提升生活，并真正深入当下中国的历史与生命。
如果两种生活力量和风格的交锋无处不在，日常生活中又不断地纵容恶习，而文学对此毫无意识，那么美的精神在文学中就可能渐渐晦暗无色，正义感受与在利己主义生活习性的覆盖下匮乏衰落。其结果是文学常常无法逃脱一些阴暗意识的控制，可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去追逐一些违背人类精神的情趣，可能专注于一些会麻醉或者瓦解人们的正义感，甚至毒化人们心神和灵魂的作品。
更深刻的问题在于，当下中国文学缺少对诗性正义的认识，也不愿去积极面对，并且采取了乐不思蜀的态度。广泛的利欲观念有可能吞噬当下中国文学的正义精神，利己主义、实用主义和享乐主义不断地遮盖着诗性正义现现的可能，也遮盖着文学与正义、人性相连的品质，并破坏着现实的生活风格和文学风格。
文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很是密切，而日常生活中本来就渗透着正义与邪恶的力量。其实顽劣习性暗暗地孕育着恶的意识，只不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没有多少察觉，但文学却有可能、有必要帮助人们察觉恶劣意识对生活和生命的损害。
更深刻、更广泛的正义遍布于日常生活和普通作品中，更严重、更激烈的正义与非正义的冲突深藏于芸芸众生的生活感知和文学感受，不一定仅仅在历史转折、重大事件和司法程序中。所以，当下中国文学应该让诗性正义进入普通的生命思考，让正义的太阳在俗常生活和流行叙事中升起。只有把停留于政治行为和历史事件中的正义解放出来，推广到普通的生活形式与生活内容中，让文学的普遍趣味与正义的广泛表现结合成为一种生存精神，与正义相关的人性、自由、尊严等才可能从当下中国的生活和叙事中真正解放出来。
诗性正义是文学的首要价值
当下中国一些文学傻事过度迎合浮华的现实表象和功利主义，许多作品不但匮乏融合诗性与正义的能力，而且更匮乏融合诗馋与正义的意愿。
一种生活和一种文学都要有一种价值观为主导。诗性正义是文学的首要价值，就像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针对当下中国文学叙事的功利主义缺陷，诗性正义要求发展一种可以与功利主义相抗衡的文艺哲学与文艺方向。它不仅符合人们的道德自觉，而且更符合精神传统的审美化需求，也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不管当下中国某些文学作品、行为或者事件有着怎样的热闹效应，不管它们多么巧立名目、新颖时尚，只要缺乏诗性正义，就有必要加以修正，或者，以另一些作品对其加以平衡。
在不同的时代，正义精神在文学中的地位有所不同。在当下，正义笼罩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和每一个作家的作品。一些作家和作品声名远扬，但其隐藏在深处的真实却运离诗性正义，将猥琐经验和生活恶习通过个人怪异的玩味、变形，拔高为纯粹美感和人类价值，读者却难以从中发现生活的理想主义感受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类精神。
一种缺乏正义感受和人类精神的文学经验，能指望其具有诗性价值、人类价值吗？叙述的奇巧、意识的古怪、内容的诡异，都无法遮盖因为缺乏诗性正义而带来的苍白无力。一些以乡土和底层为名的作品，通过将人类经验变幻为个体陋习和族群劣根的类似形式，将小农意识与恶俗意识自我神圣化。如果从诗性正义出发，就难以对其认同，但更为流行的倾向，却把这样的作品抬到很高的位置，甚至被说成是“里程稗”。
这样的作品蒙蔽了人们的良知和审美知觉，使那些不了解当代中国文学的人们对其大加赞赏——他们误以为中国文学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这就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最好水平。从而，这们的作品就能在当下中国文学与生活中保持一种既自鸣得意又前呼后拥的文学特权
这样的作品貌似有着新奇的生命感受，即使堆积如山，实际上也飘渺无根，产生不了精神震撼，只会增加人们生活的惰性。
当然，过分要求文学的诗性正义与现实对应，可能是错误的。人们观看文学作品时，通常不会要求这个作品一定具有正义性，甚至也不要求一定具有其他的社会意义。但这只发生在一种人们不关心或者逃离生活意义的情境中，而实际上，人们最终不可能也无法逃离生活的意义。
同时，诗性正义不应该被错误估计为意识形态工具或者政治观念工具，诗性正义也不意味着一个特定作品就是正义概念的单一刻板表达，文学对正义的表达并不是一种简单表面、粗暴直接的现象，而是一种生动深入的有意义生活形态。
另外，倡导文学追求诗性正义，是反对那些漠视、蔑视正义精神的作品，并不是绝对排斥那些缺乏社会意义的文学存在，因为文学本身就包含娱乐性。但是，文学作品缺乏社会意义就可能缺乏更深入影响人类的力量，那些对人类真正产生影响的作品，大多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都是追求诗性正义的叙述。
(作者为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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